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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俄罗斯问题“西方化”为何失败

花雅娴 adminqwe 2022-06-11 07:54:03 55 0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已因俄乌冲突发生决裂,“一夜回到解放前”。曾经,俄罗斯也表达过融入西方大家庭的愿望,并与西方国家一度交好。但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在对待俄罗斯时,为何不能像战后对待德国那样,将曾经的敌人纳入同一个体系共享繁荣?俄罗斯问题西方化为何以失败告终?

  回到20世纪上半叶,作为当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德国,对欧洲来说是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俄罗斯的一个“大麻烦”。与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们一味致力于对德国围追堵截相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很早就为德国问题欧洲化,找到一个巴黎和会主导者们没有想过的方案: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国际币制。

  凡尔赛和约的战胜者们在制定基于削弱德国的政策、建构迦太基式的和平时,没有深入想过在一个工业化迅猛发展、贸易依赖关系极为繁杂的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市场”,对战败国经济的全面打压,摧毁的不仅仅是战败国,更是相互联结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而也会殃及自身。二战结束后,欧洲逐渐建构起一体化的经济联盟,全球也形成自由贸易体系,就十分清楚地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最近70多年来,德国不再被欧洲人认为是一种威胁,相反成了欧洲经济政治秩序的一大支柱。

  凯恩斯当年对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没套用到俄罗斯身上呢?一种说法是西方国家基于对苏联的记忆,一直对俄罗斯心有余悸,因而刻意防范。这种说法是有逻辑欠缺的,战后西方国家对德国难道就不“心有余悸”吗?可能还是需要回到凯恩斯的方案来找原因。

  在凯恩斯当年为德国问题欧洲化苦思冥想的时候,不知他有没有想过:他的方案实际上存在空间限度,即在将德国纳入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共同的分享体系中时,这个体系想进一步扩容其实是很难的。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世界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亚非拉等广大区域大部分还是欧洲的殖民地,这其实构成了他那套方案能够成功的基础。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世界其他区域为边缘的国际秩序中,为了欧洲所能控制的世界资源和市场,也为足够少数欧洲工业化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这些工业化国家可以相互合作以便在内部建立秩序,同时将暴力外部化,即如佩里·安德森所说,欧洲体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维护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

  二战结束后,欧洲殖民体系逐渐瓦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秩序的明规则,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体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但“中心—边缘”的等级性国际秩序,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作为潜规则和隐秩序延续至今。只是以往在殖民秩序下以直接驱使为特征的绝对等级性权力秩序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共同而有差别”的国际秩序,即所有国家表面上主权一律平等,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着权力差别。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这种秩序的主要表达,所有国家都需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个“规则”的真实内涵其实并不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而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七国集团每年年会讨论的不仅仅是七个国家的事情,也是整个世界的事情,它们商议好了再推动转变为全球“规则”。“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以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谁是规则制定者才是关键所在。

  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和上世纪7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七国集团,就是当代版本的全球性“中心—边缘”秩序的体现。凯恩斯的方案在这种秩序中是可行的,但如果去中心化,这个方案就会遇到瓶颈。一个很多后发国家没意识到也不愿看到的现实是,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工业化国家。在全球性分工体系中,规则制定、货币供给和工业品生产,实际上是少数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如果也想加入其中,就有可能瓦解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这是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货币主导权并以知识产权维持技术优势的先发国家不愿看到的。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增长,打破的正是战后以来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进而触及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潜规则。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摆出一副不将中国打垮绝不罢休的架势,主要原因就是它认为中国的发展动了西方国家奶酪。

  如果说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对成为西方国家还怀有念想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念想已一步步破灭,甚至对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都已不抱希望。70多年前吸纳德国成为少数工业化国家的空间,今天已经没有了,德国问题欧洲化的解决方案,也已不可简单套用成今天的俄罗斯问题西方化。现在俄罗斯既未能加入欧盟,也未能走进北约,相反还进一步受到北约东扩的威逼,这反映了当今世界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区域共同体以及世界最大军事集团的扩容限度及其本质所在。

  俄罗斯之前对成为西方国家一员的期望,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严重错位的。西方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不可能给俄提供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空间,而是希望它永远处在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边缘位置。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以自己而非联合国的名义对俄发起一系列欲置之于死地的制裁,这也让其他非西方国家再度警醒,它们看到了70多年前的国际秩序和权力结构在当代回潮。在美国总统拜登炫耀北约的团结时,非西方国家也清楚看到当代国际关系在“主权平等”名义下的实质,少数西方国家压倒性的“暴力”集结能力和对不顺从者的胁迫,仍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当今世界的问题根源所在。(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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